Agflation 来了

粮农通胀来了，人类如何应对？

Agflation 现在是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自 agriculture 和 inflation。我把它译为粮农通胀，即是粮食和农基产品价格的持续飞涨。粮农通胀在二００七年特别的情况下出现，农产品价格的飞涨是在产量充裕的情况下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经济基本面出现了变化而影响了对谷物的需求。根据世界谷物协会的数据，去年世界谷物总产量达到16.6亿公吨比二００六年多了八千九百万公吨，是历年来的最高记录。

粮农通胀的发生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日渐富有，对石油和肉类的需求不断增长，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对石油替代品乙醇的需求极为殷切、还有就是气候变化，农产品歉收。想起农产品，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农产品短期的需求与供应对价格的弹性是微小的，供应方面经常受气候和天灾的影响，因此价格波动，收入不定。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困扰着农人，展示价格波动的动态蛛网论，在这一轮通胀之后这理论会不会受到冲激？

玉米和甘蔗原本和汽油攀不上关系，如今竟变成了汽油的间接替代产品(为生产乙醇的原料)，汔油和玉米的交叉弹性系数原本为零，如今竟变为正值。谷粮和肉类常久已来都有间接的互补关系(谷粮为畜类的饲料)，只是谷粮长期价贱，被人忽略，如今人们才惊觉这交叉需求弹性系数为负值的互补(间接)产品变成了好像牙膏和牙刷、鞋子和袜子一样每天都引人注意。

在一九八五年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消费二十公斤的肉类，二００七年每人消费超过五十公斤，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肉类的需求也将随之赶上。这些国家对谷物的需求一向是平隐的，不过对肉类的需求却已翻了一番。数据显示要生产一公斤的猪肉必需消费三公斤的饲料，换成牛肉的话则需八公斤，环球GDP截至二００七年已经连续五年以4%的成长率前进，未来对肉类的需求可想而知。

其实食品价格昂贵并非全是坏事，如果农人因高价谷粮而收入增长，则也能缩小乡镇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过在实践上又很难说，许多佃农本身的粮食消费超过了收入，重现了一个长期的噩梦。以学术语言来说即是：农品出售的物品价格小于购买物品价格(平价比例低于100)。粮农通胀对发达国家影响极微，欧美国家食品只占物价指数成份的十分之一，但对穷国如孟加拉和尼日利亚则相反，物价指数的食品成份超过三分之二，高昂食品对通胀有强大的杀伤力。Gary Becker，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家指出：如果食品价格上涨三分之一，富国的生活水准会下降3%，但对贫穷国家则会滑落超过20%。

价格管制、食品补贴会使一些食品在货架上消失，助长囤积、走私。出口关税、出口限制为的是支撑国内供应，压低粮价，这使农人变为消极，有时会迫使农人转种不适当的作物，对进入未来的市场造成伤害，处理得不好更会造成国内粮产供过于求，农人毁粮曳愤，而国外则求粮若渴。以上的贸易壁垒都只是短期政治杈宜之计，长远来说应允许粮价增长，以激励农人投资增产。在紧急状态对贫民派发米粮，好过出口限制，从农人额外收人徵收较高的税务或许已足够补偿救济品的开销。

长期来说，新耕地、新工艺、基因改造和新品种、贫穷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或许能够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不过这些涉及偏远农地的基建投资，毫时毫力，又牵涉到宝贵的森林开垦和全球暖化的威胁。添满一桶多用途运动车(suv)的乙醇所需的谷物足以养活一个人一整年，这样对谷物的消耗是否暴殄天物，这样的补贴生产计划是否应加以调整，是一值得深思的问题。马尔萨斯诅咒的收益递减规律是否会再兴妖作怪？

蜕变中的中国经济火车头

好多年了美国人经常埋怨中国过度依赖出口, 不过如果说中国最近的经济火车头已经不是出口而是内需, 或许很多人仍不敢相信. 不过<经济学人>,还有UBS银行的经济学家佐那登、安德生(Jonathan Anderson)已经对此坚信不移、对抱有旧信念的一群，我们把它当着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许多人认为中国是靠输出廉价产品而发达的，大标题数据告诉我们从二０００年到二００七年，出口对GDP的比重已从20%增长到40%，这似乎告诉我们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出口，不过如果对出口做个严谨的考量，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出口对GDP的比重并非很显著。出口对GDP的比重其实是具误导性的，因为出口是以毛额收益(gross revenue)来衡量的，而GDP是以附加价值(value-added)来计算的，佐那登、安德生曾尝试用附加价值法来估计出口总值，他先减去出口产品的入口部件，再除去国内投入的价值，所得到的是”真实”的出口总值。这”真实”的出口总值对GDP的比重近几年来都在10%之下，是平隐的。这样的比重只比日本高一点，不过则逊于台湾和新加坡、就业数据也证实了出口对经济的份额是相对的微小、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劳动力是在出口领域工作，他们只占整体劳动力的6%。

西方人认为庞大的来往帐项顺差(估计占二００七年GDP的11%)证明了中国的生产多过消费，必需依赖国外的需求来消化剩余的产品，二００四年之前，净出口(出口－入口)只占GDP成长的5%，95%来自内需，不过自二００五年以来净出口对GDP成长的贡巳增加到20%。中国的出口已从高国内投入产品，如玩具，转变为高入口配件的出口，如电子。电子产品在二００六年占了制造业出口的42%，比一九九九年多出24%，但是这些产品的国内投入只占了三分之一或对半罢了，因此附加价值出口的成长低于毛额益出口成长。

其实中国的经济不是由出口驱动而是投资，投资的比重是GDP的40%，人们普遍认为投资和出口的关系密切，有人担心出口疲弱，出口商产能收缩会导致投紧缩。进驻北京的研究公司Dragonomic 学者Arther Kroeber 并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在基建和产业占了投资总数的一半以上，据估计只有7%的总投资和出口攀上关系，以国内资本投来生产口产品只占14%罢了。新加波发展银行经济学家David Carbon 指出从二００七年年头到九月美国净出口对GDP成长的比重超过了30%，因此另外一个必需改变的普通信念是当今中国经济成长的内需驱动力比美国更加强大。

艾蒙.费尔普斯对经济学的贡献

“经济学人”把艾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 获得二零零六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是 “自然的选择 ( a natural choice)，这和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发表的研究论文时所提出的 “自然失业率” (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或者 NAIRU)的概念相映成趣。许多学者认为他的得奖是来得晚一点。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生在经济大萧条时代，父母在那时代双双失业。许多学者怪罪当时的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过于谨慎而使局势恶化。费氏穷一生研究各种各样的萧条，特别对连最大方央行决策者都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发生兴趣。费氏对通胀与失业的协调(trade-off)关系做了重要的贡献。事实上他的分析是菲力浦曲线的延伸。他的研究对宏观策略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1。财政和货币政策怎样才能解决低通胀与高就业目标之间的冲突。 2。社会怎样对当今消费和未来消费进行协调。

费氏提出了所谓“扩增预期的菲力浦曲线”(expectation-augmented Philips Curve)。他对菲力浦曲线重新表述，提出了: 在达致均衡失业率时的 “长期垂直菲力浦曲线”。 这是过去五十年宏观经济学上最具影响力的构想。

他指出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是相互时态的(intertemporal), 不是稳定的。现今的通胀不只受制于失业, 也受制于通胀预期, 因为工资和物价并不经常调整, 因此当进行调整时, 人们会遵循通胀预期, 就是说越高的通胀预期需要牺牲更高的失业率来达致实际的通胀率。他重申对失业产生影响的是真实和预期通胀之间的差异, 而非通胀本身。通胀与失业就长期来说是没有协调的, 因为实质与预期通胀是没有长久性的差异的。

当通胀预期实现, 价格达至预期水平, 而大众不再受工资增长时转移到物价的行为所迷惑的时后, 通胀才会停止, 经济就回复均衡. 达致均衡的失业率被称为 “自然率”, 但这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 不是最适(optimal)状况, 更不是 “原始的自然元素, 不受人类的干扰”, 而是 “不管央行印了多少钞票也无法改变的”。这自然率就是 NAIRU(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经济学者包括费氏本身的学生一般上鄯认为这自然率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随时间而迟缓变动,学者必须费很大的精神去估计它。 费氏本身也积极地对它的波动加以解释. 他在一九九四年发表的 “结构萧条”(Structural Slump)论文中说明了它的演化。费氏和他的合作伙伴 Jean-Paul Fitoussi 把八十年代欧洲大陆的高失业率归咎于里根总统的预算逆差, 这预算案使美国经济增长却使其他国家饱尝了高失业率的苦头。

费氏的分析在政策上有两个含意, 有些策略执行者认为既然失业率不能长久性的降低而不导致不断增长的通胀水平, 货币当局只需专注在稳定价格和设定一个能令通胀不加速增长的失业率就够了. 但是 NAIRU 并非常数. 费氏强调的是政府可施行不仝的政策, 特别是结构性策略以让经济能在低失业率的水平上运行。另一方面如果政策上专注在通胀上也是被误导的, 因为在实践上既使控制了预期, 通胀和失业关系也是不稳定的。

费氏提出的长期垂直菲力浦曲线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极重要。当今的央行都是在预测均衡失业率后来决定利率的变化。他也告诉大家什么因素会影响测定的均衡失业率, 即是: 失业津贴和工资税务。 Joseph Stiglitz则把教育程度, 职工会运动和生产力变更也概括其中。

费氏的成就为通胀和失业提供了新理论, 新理论使人更了解七十年代滞胀(stagflation)(通胀和失业增长)的潜在因素, 而结论是: 长期失业率是不受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总合需求的影响的。这样的观点主宰着当今的宏观研究员和决策者, 这也是当今宏观策略和四十年前对比的重大差异。

Joseph Stiglitz 认为费氏的工作让我们了解了通胀与失业关系上的复杂性,以及预期在这关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过如果因为他的分析而认为对失业无所做为或者货币当局只应专注于对付通胀, 那就不恰当了。费氏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提, 还包括: 成长理论, 工艺转变, 最适税务和社会公正。

参考资料 ：1。 “经济学人” 14。10.2006
2。The Edge 11。12。2006 Forum(Project Syndicate)
3。皇家瑞典科学院资讯局 9。10。2006 (www.kva.se)
Edmund Phelps’s Contributions to Macro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