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芬困境"和"热马铃薯问题"

一九五０年代人们担心的是美元换不到黄金，现在人们则担心美元贬值、担心国库债券的通胀性违约、或者担心公司破产导致证券化产品的财富损失。这些都是“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的效应。几乎被人遗忘的“特里芬困境”(另一个比较不普遍的叫法是“特里芬矛盾”(Triffin Paradox))，因为这一次的金融海啸重新被人提起。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及学者柴青山在“人民 币国际化须慎行”这两篇文章中提到“特里芬困境”，挑起了人们对这困境的思维，周小川直截指这困境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特里芬困境”警示我们主权储备货币发行国家没有办法在为世界各国供应流动性的同时兼顾到储备货币币值的稳定，这也就是说主权储备货币发行国在推行国际收支平衡逆差的同时也必须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顺差，逆差是为了达致国内经济成长或是帮助友邦促进经济繁荣，顺差是为了维持储备货币币值的稳定。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困境是哈佛大学博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里芬(Robert Triffin)一九六０年在美国国会评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点时所提出的。六十年代之前，世界各国经济成长缓慢，各国累积的美元不多，美国国库贮存的黄金应付有余。后来各国经济迅速扩张，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增加，美国能以推行来往帐项逆差或发行债券来满足各国的需求。美元的供应使各国的新增财富维持了流动性。如果美国不这么做，世界会面对流动性短缺，全球经济会跌入螺旋式的紧缩。特里芬警告如果收支平衡逆差持续，美元供应过度会有刺激通胀的风险，更严重的是各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会开始怀疑美元是否能维持对黄金的兑换性，或者美元必需贬值。

“特里芬困境”一直被当权者忽视，直到一九七一年这困境迫使尼克逊总统终止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逊震荡）。“特里芬困境”这理论虽然是在金本位及固定汇率环境下的警示，不过在当前自由浮动汇率时代的金融海啸折腾下仍有深具义意的思考价值。

做为一个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有甜头好尝，也有祸害要承当。说到承当祸害美国并不是第一个，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英国经历了严峻的经济不稳定，海外庞大的英磅余额威协到国内有限的黄全储备，动摇了当时的金融体系。

罗伯、特里芬，一九四二年成为比利时裔的美国公民，曾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服务过。一九七七年回归比利时协助发展欧洲货币体系，对成立欧洲央行做出积极的贡献。至於“特里芬困境”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储备单位，这单位并不依赖黄金或货币，但能融入世界的流动性。这新的储备货币允许美国减少收支平衡逆差的同时允许全球经济增长。一九六十年代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佛勃( Henry H. Fowler) 曾经说过：向世界同时提供储备和汇兑，并不是一个国家或单一货币所能胜任的。

“热马铃薯问题”出现在二００六年史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 布鲁士、格林华尔(Bruce Greenwald ) 有关“国际货币改革简略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的工作报告中，它是指贸易逆差就像热马铃薯，那些国家享有贸易顺差的总和必需相等于另一些国家的逆差总和，如果强大的储备货币发行国不吸收这些新增顺差，它将会转移到其他不甚富裕的新兴经济体，使问题更加复杂。储备货币国如果不推行够庞大的预算逆差，它的整个结算系统会有着紧缩偏向(deflationary bias)的不稳定性，为了维持当前货币体制的运行和发展，严峻的美国预算逆差是必需的。热马铃薯逆差游戏是一个零和游戏，只有非主权储备货币能破解逆差总和等于顺差总和的矛盾，任何国家均可推行数额相等于所接收储备货币的贸易逆差而无需担忧面对危机，这样贸易逆差能以按年新储备货币的发放加以偿付或抵消。

摆在眼前的国际金融新局势是：亚元和海湾区域货币成立的条件还没成熟，以SDR为国际非主权储备货币的理想在最近的将来并不能实现，我们将看到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加上欧元和美元，这二个主权储备货币加上一个区域主权储备货币必将主导着未年的金融体系。不过根据史蒂格利茨和布鲁士、格林华尔的看法，这样的局势并不能摆脱“特里芬困境”，也就是解决不了热马铃薯逆差问题的零和游戏，充其量只是把“特里芬困境”或“热马铃薯问题”在最近的将来分散到几个主杈储备货币或区域主杈储备货币的国家来承担。

马尔萨斯复仇记？

人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所提出的有关人口发展四个方面观点，即两个<级数>，两个<公理>，三个<命题>和两个<抑制>。除了两个<级数>和三个<命题>被人认为是荒谬，经不起史实检验之外，两个<公理>和两个<抑制>至今仍有强烈的卖点，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又和两个<级数>、两个<公理>脱离不了关系。(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Turgot在一七六七年对农业生产所提出的一个规律，不过它却经常和马尔萨斯及李嘉图两人牵联在一起。(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指当我们使某一投入保持不变，而变动另一投入的数量时，在某一点以后，该变动投入的边际(增加的)产出递减。

马尔萨斯所诅咒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兴妖作怪？
当前粮食价格飞涨，三十七个国家面对饥荒的处境，纵观来说，这和人口控制，人民素质，生产力和贫穷不无关系。当我们触及人口、贫穷和饥饿这些课题的时候，我们会不期然的想起十八世纪倍受争论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亚洲，当时的苏联和北美洲农业面临一联荒串的歉收，粮食价格飙涨，当时的富裕或不发达国家粮食价格比工业产品价格、工资涨得更快，石油价格在当时已被推高了五倍，也间接推高了粮价。当时的一些未来学者担心二十世纪末人类会面临饥荒，资源会枯竭，环境不断恶化的境地。

这一些悲观的、附和收益递减规律即将兴风作浪的学者认为：一、许多国家越来越富裕，人民饮食习惯改变，对肉类的需求越高，这会把谷物豆类的价格推高。二、在世界许多地区，人口增殖率仍然没有受到控制。三、生产粮食、灌溉、机械和制造化肥和农药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石油和矿产资源的消耗推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四、新冰河时期的到来，气侯变冷，某些地理学者还担心二十世纪初对撒哈拉和印度半岛地区的农业特别有利的某种气流已不复存在。

处身在廿一世纪初的今天，除了以上仍在延续的预测，又还有那些现象在印证着这收益递减规律呢？一、当今的食品价格飙涨直追能源价格的高长，小麦、大豆、米和蔗糖的价格在过去十八个月内翻了一番，令人触目惊心。二、自一九六０年以来世界的人均耕作面积(farming per capita)已经减半，中国的农耕地从一九九六年的1.3亿公顷减少到当今的1.2亿公顷。”谷物安全水平”(grain security)为1.2亿公顷。三、低劣的技术与气侯的暖化导致农业衰退，耕地沙漠化。四、人类对肉类需求的高长，生产一公斤的肉类需二至七磅的谷物，物资原料的成长速度追不上人类对舒适生活方式的追求，这对农业造成很大的压力。五、对农业的投资不足，以乙醇、生物燃料替代更昂贵的石油，使人类对原料的需求超负荷运，在追逐工业化之中，许多国家遗失了优质土地和水源供应。六、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从一九六０到二００七年谷物(大麦、米和玉蜀黍)收成的按年平均成长率的趋势逐年下降，成长率低于2%。

相反地另一批未来学者在七十年代已认为马尔萨斯所诅咒的收益递减规律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认为：一、农业生产比工业和服务业生产至少具有相同程度的技术改革，甚至会加速未来的技术革命。二、谷物新品种的培植，短秆小麦和水稻，还有基因改造的、高蛋白的玉米。三、节约土地的发明(使一公顷耕地抵三、四公顷的作用)。处身在廿一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发现到他们的预言都得到正面的回应，这些年来许多国家提升了农田的生产力，减少了地域性生产力不均，培养了高品质种子，满足了人口增长对谷物的需求。也有些国家成功的扫除贫穷。其实长期以来谷粮都是在低廉价格之间游走，生活物资并不稀缺。中国的农耕地从一九九六年的1.3亿公顷减少到当今的1.2亿公顷，但是谷物的产出自二００三至二００七以来则不断增长，这显示出虽然人口不断往城市移动，农业人口正在下降，不过因为农业技术改良和新品种谷类使供应增加，人类能用较少的劳动力生产相同数量的粮食。

<人口原理>结论的魅影，挥之不去？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所提的两个<级数>(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殖、粮食是以算术级数增长。)及两个<公理>(粮食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并且几乎会保持现状。)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人口爆炸是场避免不了的灾难，贫困是人类摆脱不掉的命运。

此时此刻我们该如何解读这样的诅咒？诚然，几百年来人口爆炸并没有发生，不过马尔萨斯有关人口控制的思想：制约、增殖和均衡的原理一直以来都被许多国家所遵循：中国的一胎计划生育、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显示出他的建议从未被人所忽略，他的思想也从来没有因此消失。二十世纪的时候世界人口是十六亿，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人口是六十一亿。二００七年世界人口是六十六亿。这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落后国家的人口增长是前所未有的。落后国家每年人口增长八千万，而发达国家每年只增长一千六百万人。落后国家这样的人口增长如果和粮食增加挂钩的话，马尔萨斯会不会是一个”冷竣的悲观预言者”？

人口的变化是受经济发展、教育、环境、妇女地位、家庭计划和健康疾病所影响。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从五十年代的四十一岁增加到二００七年的平均六十六岁，人类越来越长命，婴儿死亡率越来越低。人类生活习惯的更变对肉类需求飙涨、生物燃料、天灾肆逆，如今有三十七个国家面临粮荒、粮价飙涨。落后国家的人口增长和贫困，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能从长计议、严肃规划，那这些国家真的是摆脱不了的悲残命运。

Agflation 来了

粮农通胀来了，人类如何应对？

Agflation 现在是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自 agriculture 和 inflation。我把它译为粮农通胀，即是粮食和农基产品价格的持续飞涨。粮农通胀在二００七年特别的情况下出现，农产品价格的飞涨是在产量充裕的情况下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经济基本面出现了变化而影响了对谷物的需求。根据世界谷物协会的数据，去年世界谷物总产量达到16.6亿公吨比二００六年多了八千九百万公吨，是历年来的最高记录。

粮农通胀的发生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日渐富有，对石油和肉类的需求不断增长，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对石油替代品乙醇的需求极为殷切、还有就是气候变化，农产品歉收。想起农产品，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农产品短期的需求与供应对价格的弹性是微小的，供应方面经常受气候和天灾的影响，因此价格波动，收入不定。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困扰着农人，展示价格波动的动态蛛网论，在这一轮通胀之后这理论会不会受到冲激？

玉米和甘蔗原本和汽油攀不上关系，如今竟变成了汽油的间接替代产品(为生产乙醇的原料)，汔油和玉米的交叉弹性系数原本为零，如今竟变为正值。谷粮和肉类常久已来都有间接的互补关系(谷粮为畜类的饲料)，只是谷粮长期价贱，被人忽略，如今人们才惊觉这交叉需求弹性系数为负值的互补(间接)产品变成了好像牙膏和牙刷、鞋子和袜子一样每天都引人注意。

在一九八五年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消费二十公斤的肉类，二００七年每人消费超过五十公斤，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肉类的需求也将随之赶上。这些国家对谷物的需求一向是平隐的，不过对肉类的需求却已翻了一番。数据显示要生产一公斤的猪肉必需消费三公斤的饲料，换成牛肉的话则需八公斤，环球GDP截至二００七年已经连续五年以4%的成长率前进，未来对肉类的需求可想而知。

其实食品价格昂贵并非全是坏事，如果农人因高价谷粮而收入增长，则也能缩小乡镇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过在实践上又很难说，许多佃农本身的粮食消费超过了收入，重现了一个长期的噩梦。以学术语言来说即是：农品出售的物品价格小于购买物品价格(平价比例低于100)。粮农通胀对发达国家影响极微，欧美国家食品只占物价指数成份的十分之一，但对穷国如孟加拉和尼日利亚则相反，物价指数的食品成份超过三分之二，高昂食品对通胀有强大的杀伤力。Gary Becker，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家指出：如果食品价格上涨三分之一，富国的生活水准会下降3%，但对贫穷国家则会滑落超过20%。

价格管制、食品补贴会使一些食品在货架上消失，助长囤积、走私。出口关税、出口限制为的是支撑国内供应，压低粮价，这使农人变为消极，有时会迫使农人转种不适当的作物，对进入未来的市场造成伤害，处理得不好更会造成国内粮产供过于求，农人毁粮曳愤，而国外则求粮若渴。以上的贸易壁垒都只是短期政治杈宜之计，长远来说应允许粮价增长，以激励农人投资增产。在紧急状态对贫民派发米粮，好过出口限制，从农人额外收人徵收较高的税务或许已足够补偿救济品的开销。

长期来说，新耕地、新工艺、基因改造和新品种、贫穷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或许能够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不过这些涉及偏远农地的基建投资，毫时毫力，又牵涉到宝贵的森林开垦和全球暖化的威胁。添满一桶多用途运动车(suv)的乙醇所需的谷物足以养活一个人一整年，这样对谷物的消耗是否暴殄天物，这样的补贴生产计划是否应加以调整，是一值得深思的问题。马尔萨斯诅咒的收益递减规律是否会再兴妖作怪？

蜕变中的中国经济火车头

好多年了美国人经常埋怨中国过度依赖出口, 不过如果说中国最近的经济火车头已经不是出口而是内需, 或许很多人仍不敢相信. 不过<经济学人>,还有UBS银行的经济学家佐那登、安德生(Jonathan Anderson)已经对此坚信不移、对抱有旧信念的一群，我们把它当着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许多人认为中国是靠输出廉价产品而发达的，大标题数据告诉我们从二０００年到二００七年，出口对GDP的比重已从20%增长到40%，这似乎告诉我们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出口，不过如果对出口做个严谨的考量，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出口对GDP的比重并非很显著。出口对GDP的比重其实是具误导性的，因为出口是以毛额收益(gross revenue)来衡量的，而GDP是以附加价值(value-added)来计算的，佐那登、安德生曾尝试用附加价值法来估计出口总值，他先减去出口产品的入口部件，再除去国内投入的价值，所得到的是”真实”的出口总值。这”真实”的出口总值对GDP的比重近几年来都在10%之下，是平隐的。这样的比重只比日本高一点，不过则逊于台湾和新加坡、就业数据也证实了出口对经济的份额是相对的微小、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劳动力是在出口领域工作，他们只占整体劳动力的6%。

西方人认为庞大的来往帐项顺差(估计占二００七年GDP的11%)证明了中国的生产多过消费，必需依赖国外的需求来消化剩余的产品，二００四年之前，净出口(出口－入口)只占GDP成长的5%，95%来自内需，不过自二００五年以来净出口对GDP成长的贡巳增加到20%。中国的出口已从高国内投入产品，如玩具，转变为高入口配件的出口，如电子。电子产品在二００六年占了制造业出口的42%，比一九九九年多出24%，但是这些产品的国内投入只占了三分之一或对半罢了，因此附加价值出口的成长低于毛额益出口成长。

其实中国的经济不是由出口驱动而是投资，投资的比重是GDP的40%，人们普遍认为投资和出口的关系密切，有人担心出口疲弱，出口商产能收缩会导致投紧缩。进驻北京的研究公司Dragonomic 学者Arther Kroeber 并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在基建和产业占了投资总数的一半以上，据估计只有7%的总投资和出口攀上关系，以国内资本投来生产口产品只占14%罢了。新加波发展银行经济学家David Carbon 指出从二００七年年头到九月美国净出口对GDP成长的比重超过了30%，因此另外一个必需改变的普通信念是当今中国经济成长的内需驱动力比美国更加强大。

艾蒙.费尔普斯对经济学的贡献

“经济学人”把艾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 获得二零零六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是 “自然的选择 ( a natural choice)，这和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发表的研究论文时所提出的 “自然失业率” (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或者 NAIRU)的概念相映成趣。许多学者认为他的得奖是来得晚一点。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生在经济大萧条时代，父母在那时代双双失业。许多学者怪罪当时的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过于谨慎而使局势恶化。费氏穷一生研究各种各样的萧条，特别对连最大方央行决策者都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发生兴趣。费氏对通胀与失业的协调(trade-off)关系做了重要的贡献。事实上他的分析是菲力浦曲线的延伸。他的研究对宏观策略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1。财政和货币政策怎样才能解决低通胀与高就业目标之间的冲突。 2。社会怎样对当今消费和未来消费进行协调。

费氏提出了所谓“扩增预期的菲力浦曲线”(expectation-augmented Philips Curve)。他对菲力浦曲线重新表述，提出了: 在达致均衡失业率时的 “长期垂直菲力浦曲线”。 这是过去五十年宏观经济学上最具影响力的构想。

他指出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是相互时态的(intertemporal), 不是稳定的。现今的通胀不只受制于失业, 也受制于通胀预期, 因为工资和物价并不经常调整, 因此当进行调整时, 人们会遵循通胀预期, 就是说越高的通胀预期需要牺牲更高的失业率来达致实际的通胀率。他重申对失业产生影响的是真实和预期通胀之间的差异, 而非通胀本身。通胀与失业就长期来说是没有协调的, 因为实质与预期通胀是没有长久性的差异的。

当通胀预期实现, 价格达至预期水平, 而大众不再受工资增长时转移到物价的行为所迷惑的时后, 通胀才会停止, 经济就回复均衡. 达致均衡的失业率被称为 “自然率”, 但这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 不是最适(optimal)状况, 更不是 “原始的自然元素, 不受人类的干扰”, 而是 “不管央行印了多少钞票也无法改变的”。这自然率就是 NAIRU(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经济学者包括费氏本身的学生一般上鄯认为这自然率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随时间而迟缓变动,学者必须费很大的精神去估计它。 费氏本身也积极地对它的波动加以解释. 他在一九九四年发表的 “结构萧条”(Structural Slump)论文中说明了它的演化。费氏和他的合作伙伴 Jean-Paul Fitoussi 把八十年代欧洲大陆的高失业率归咎于里根总统的预算逆差, 这预算案使美国经济增长却使其他国家饱尝了高失业率的苦头。

费氏的分析在政策上有两个含意, 有些策略执行者认为既然失业率不能长久性的降低而不导致不断增长的通胀水平, 货币当局只需专注在稳定价格和设定一个能令通胀不加速增长的失业率就够了. 但是 NAIRU 并非常数. 费氏强调的是政府可施行不仝的政策, 特别是结构性策略以让经济能在低失业率的水平上运行。另一方面如果政策上专注在通胀上也是被误导的, 因为在实践上既使控制了预期, 通胀和失业关系也是不稳定的。

费氏提出的长期垂直菲力浦曲线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极重要。当今的央行都是在预测均衡失业率后来决定利率的变化。他也告诉大家什么因素会影响测定的均衡失业率, 即是: 失业津贴和工资税务。 Joseph Stiglitz则把教育程度, 职工会运动和生产力变更也概括其中。

费氏的成就为通胀和失业提供了新理论, 新理论使人更了解七十年代滞胀(stagflation)(通胀和失业增长)的潜在因素, 而结论是: 长期失业率是不受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总合需求的影响的。这样的观点主宰着当今的宏观研究员和决策者, 这也是当今宏观策略和四十年前对比的重大差异。

Joseph Stiglitz 认为费氏的工作让我们了解了通胀与失业关系上的复杂性,以及预期在这关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过如果因为他的分析而认为对失业无所做为或者货币当局只应专注于对付通胀, 那就不恰当了。费氏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提, 还包括: 成长理论, 工艺转变, 最适税务和社会公正。

参考资料 ：1。 “经济学人” 14。10.2006
2。The Edge 11。12。2006 Forum(Project Syndicate)
3。皇家瑞典科学院资讯局 9。10。2006 (www.kva.se)
Edmund Phelps’s Contributions to Macro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