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０年代人们担心的是美元换不到黄金，现在人们则担心美元贬值、担心国库债券的通胀性违约、或者担心公司破产导致证券化产品的财富损失。这些都是“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的效应。几乎被人遗忘的“特里芬困境”(另一个比较不普遍的叫法是“特里芬矛盾”(Triffin Paradox))，因为这一次的金融海啸重新被人提起。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及学者柴青山在“人民 币国际化须慎行”这两篇文章中提到“特里芬困境”，挑起了人们对这困境的思维，周小川直截指这困境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特里芬困境”警示我们主权储备货币发行国家没有办法在为世界各国供应流动性的同时兼顾到储备货币币值的稳定，这也就是说主权储备货币发行国在推行国际收支平衡逆差的同时也必须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顺差，逆差是为了达致国内经济成长或是帮助友邦促进经济繁荣，顺差是为了维持储备货币币值的稳定。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困境是哈佛大学博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里芬(Robert Triffin)一九六０年在美国国会评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点时所提出的。六十年代之前，世界各国经济成长缓慢，各国累积的美元不多，美国国库贮存的黄金应付有余。后来各国经济迅速扩张，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增加，美国能以推行来往帐项逆差或发行债券来满足各国的需求。美元的供应使各国的新增财富维持了流动性。如果美国不这么做，世界会面对流动性短缺，全球经济会跌入螺旋式的紧缩。特里芬警告如果收支平衡逆差持续，美元供应过度会有刺激通胀的风险，更严重的是各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会开始怀疑美元是否能维持对黄金的兑换性，或者美元必需贬值。
“特里芬困境”一直被当权者忽视，直到一九七一年这困境迫使尼克逊总统终止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逊震荡）。“特里芬困境”这理论虽然是在金本位及固定汇率环境下的警示，不过在当前自由浮动汇率时代的金融海啸折腾下仍有深具义意的思考价值。
做为一个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有甜头好尝，也有祸害要承当。说到承当祸害美国并不是第一个，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英国经历了严峻的经济不稳定，海外庞大的英磅余额威协到国内有限的黄全储备，动摇了当时的金融体系。
罗伯、特里芬，一九四二年成为比利时裔的美国公民，曾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服务过。一九七七年回归比利时协助发展欧洲货币体系，对成立欧洲央行做出积极的贡献。至於“特里芬困境”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储备单位，这单位并不依赖黄金或货币，但能融入世界的流动性。这新的储备货币允许美国减少收支平衡逆差的同时允许全球经济增长。一九六十年代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佛勃( Henry H. Fowler) 曾经说过：向世界同时提供储备和汇兑，并不是一个国家或单一货币所能胜任的。
“热马铃薯问题”出现在二００六年史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 布鲁士、格林华尔(Bruce Greenwald ) 有关“国际货币改革简略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的工作报告中，它是指贸易逆差就像热马铃薯，那些国家享有贸易顺差的总和必需相等于另一些国家的逆差总和，如果强大的储备货币发行国不吸收这些新增顺差，它将会转移到其他不甚富裕的新兴经济体，使问题更加复杂。储备货币国如果不推行够庞大的预算逆差，它的整个结算系统会有着紧缩偏向(deflationary bias)的不稳定性，为了维持当前货币体制的运行和发展，严峻的美国预算逆差是必需的。热马铃薯逆差游戏是一个零和游戏，只有非主权储备货币能破解逆差总和等于顺差总和的矛盾，任何国家均可推行数额相等于所接收储备货币的贸易逆差而无需担忧面对危机，这样贸易逆差能以按年新储备货币的发放加以偿付或抵消。
摆在眼前的国际金融新局势是：亚元和海湾区域货币成立的条件还没成熟，以SDR为国际非主权储备货币的理想在最近的将来并不能实现，我们将看到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加上欧元和美元，这二个主权储备货币加上一个区域主权储备货币必将主导着未年的金融体系。不过根据史蒂格利茨和布鲁士、格林华尔的看法，这样的局势并不能摆脱“特里芬困境”，也就是解决不了热马铃薯逆差问题的零和游戏，充其量只是把“特里芬困境”或“热马铃薯问题”在最近的将来分散到几个主杈储备货币或区域主杈储备货币的国家来承担。
